考研初试将近，新东方考研网帮大家整理了八篇考研管综精品写作素材，有需要的同学们可以一起来看看！
本篇内容为：社会趋同效应
社会趋同效应也称社会标准化倾向，指群体中的成员在群体规范的影响下，减少差异，而趋向于相同的意见、观点和行为的倾向。“指鹿为马”的典故，就是这一效应的体现。
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很复杂。首先， 个体在群体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就会对自身行为进行自我审查，评估其行为是否符合群体的规范和标准(这种规范和标准未必是成文的“显规则”，也可能是“潜规则”)，避免因为触犯群体规范而受到群体的惩罚。
在某些政治运动中，很多人明明知道被社会抨击的人是无罪的，可还是会效仿别人向那个无辜的人吐口水，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于此因此，在极端的舆论环境下，保持冷静的头脑，让自己不被民意裹挟或者敢于站出来质疑大众的错误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其次，群体成员之间会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从而产生盲从。有些人认为多数人认同的观点、赞成的行为就是正确的于是自己也会不假思索地跟进。可是，观点与行为是否正确，从来不取决于支持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其背后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支撑。
在高考填报专业时，不少家长都会忽视学生的意愿，盲目地让孩子报名热门专业，并冠以“都是为你好”的理由，其实就是以盲从代替思考的行为。
最后，个体在群体中会受到来自群体的压力。正如我们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所讲，人们之所以要加入某一群体是因为人们要寻求归属感与认同感。如果自己的行为与其他成员相差太大，就会被孤立、排斥。在这样的压力面前，人们的行为会趋近群体认可的行为。
在少年时期，我们身边总会遇到这样的小朋友：他们缺乏自信，总是想通过融入某个小群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就会跟着别人抽烟、逃课， 以此来博得他人的认同。
基于这几个原因，个人行为就会出现趋同化。细心的同学应该能发现， 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还是因为人们心中对成本与收益进行了核算。
一、震惊！子贡做好事却被孔子批评！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鲁国有一道法令，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其他诸侯的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鲁国，帮助他们摆脱奴役，朝廷就愿意给予救人者奖励和补偿。鲁国颁布这一法令，其初衷是鼓励同胞承担责任，让救人者没有后顾之忧。
某日，子贡把一个流亡在外的鲁国人救了回来，但当鲁国政府要给他奖励时，他拒绝了。子贡家境显赫， 鲁国给的奖励对他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做了好事还不图回报，简直称得上是“春秋版雷锋”了。
可是孔子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非但没有表扬子贡的高风亮节，反而批评了他：“赐(端木赐，字子贡)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 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在孔子看来，士大夫阶层(相当于如今的知识分子)的行为可以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所以子贡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私事，也是公共事件。子贡的行为在道德上无可挑剔，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无可挑剔，会让社会形成一种预期：有子贡这个道德榜样在，如果救助同胞而索取回报，那岂不是会被社会耻笑？
所以，孔子进一步解释到：如今咱们鲁国富者少而贫者多，收下奖励并不影响你子贡的高尚，但如果你拒绝了奖励鲁国人就可能不会再救助同胞了。
在这之后，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了一名溺水者，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溺水者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也欣然地收下孔子得知后高兴地说：“我们鲁国人再遇到有人落水，一定会伸出援手了。”
孔子或许并不知道什么是“群体趋同效应”，但他知道以让每个人都成为圣人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要求会造成虚伪成风——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影响，人们表面上会和其他人一样赞美某种高尚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高尚的行为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人们的赞美也只停留在语言上，而绝不可能落实到行动上。
二、艾希曼与“平庸的恶”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这个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 是整个犹太民族的敌人与罪人。
二战结束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了最终判决，被以人道罪等十五个罪名起诉，并在 1962 年 6 月 1 日被处以绞刑。
在接受公审之前，人们印象中的艾希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但当这个杀人狂现身后，却发现这个“恶魔”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根据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描述，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他只是彬彬有礼地坐在被告席上，静静地听着人们的指控，并做出回应。
不仅在旁人看来他和正常人无异，在他自己看来，他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错误。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到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德国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相信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在艾希曼看来，法律允许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确的，上级的命令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自己服从法律和命令就一定是正确的。换言之， 这个刽子手从来没有反思过他所谓的法律和命令在道德上是否真的合理——整个社会都认可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我也只是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又有什么错呢？
当整个犹太民族都对这个杀人犯的自我辩护口诛笔伐时阿伦特却提出了另一种声音。他认为， 艾希曼的确罪不容诛但他的确不是一个极端的恶魔，他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艾希曼的“恶”在于，他对社会没有反思，而是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上级的安排，成为“恶”的帮凶。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平庸之恶”的出现可以用群体趋同效应来解释。反思——无论是对自己的反思，还是对社会的反思，向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越是平庸的人就越愿意让群体为自己思考。因此， 这些人就默认了体制本身的不道德具有合理性，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忠诚实践者。或许刚开始有些人会感到良心不安， 但依旧能够从群体行为中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从而增强自我认同感，然后逐渐变得麻木。
更何况，在全民癫狂时与大众作对，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大众的对立面，简直是自寻死路。
“平庸之恶”的可怕，不仅在于“恶”，更在于“平庸”任何一个凡人都可能成为这样的恶人，或许我们像艾希曼一样是无意识的，但这并不能为我们的恶行开脱。曾经， 当网友们在微博上围攻某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否也不自觉地加入了“讨伐大军”中？真相的探究与公开需要毅力与勇气，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毅力与勇气，那么沉默就是一种美德。
刀尔登曾说：“有些人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如果人们也曾感受过“墙倒众人推”的世态炎凉，那么希望大家不要成为这样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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