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初试将近，新东方考研网帮大家整理了八篇考研管综精品写作素材，有需要的同学们可以一起来看看！
本篇内容为：收益与责任的对等
责任，指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不得不做的事情。收益，指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在执行完某项行动之后获得的回报。
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责任与收益应当对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社会公平原则的重要内容。人们承担责任，就要付出成本，如金钱、时间、精力、物料等。在这项行动产生收益之后， 付出成本高的人，就应当分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对他付出的补偿与奖励。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往往能够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需要给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要背负巨大的风险，巨额利润是对他们的勇气与远见的回报。
收益与责任的不平等，会造成巨大的不公。让懒惰者得利，让勤奋者吃亏，这样的现象无异于对社会成员提出了负面暗示：成功源于投机取巧，而非埋头苦干。在这样的诱惑之下， 保持本心并非一件易事，因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长此以往，这样的负面示范最终会引发逆向淘汰，脚踏实地的人由于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而心灰意冷，失去动力，投机取巧者则会越发猖獗，肆无忌惮。
责任源于道德，也源于制度。但毕竟每个人追求的道德境界不同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拥有强烈的责任感。但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 我们需要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承担必要的责任。这时， 我们就需要寻求法律的力量，让人们在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必要的责任，而不能以侵犯他人的权利来为自己牟利。这样，我们对利益的追求才能为其他人带来好处，人与人之间才能实现共赢。
一、“夕阳粉”的反击
2019 年夏天，一位网友在豆瓣上发布了一个帖子：总有人说周杰伦演唱会的票难买，可他“微博超话”都上不了排名，官宣代言微博转评赞都没破万，他真有那么多粉丝吗?
帖子一出，引发了众多周杰伦粉丝围观。在周杰伦的“夕阳粉”看来，周杰伦不是流量明星，为什么要做数据?虽然粉丝们有很多问号，但还是选择用行动来回应质疑。经过了四五天的努力， 那些最开始连“微博超话”入口都找不到的粉丝们，最终把“奶茶公主”送上了榜单第一。周杰伦本人没有微博， 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歌迷将事情的经过通过 ins(一款国外的社交软件)告诉了周杰伦，而周杰伦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了一句“厉害”。
更有趣的是，为周杰伦刷榜的，从最开始的粉丝群体逐渐扩展到了“路人”，然后又扩展到了其他实力派歌手以及他们的粉丝。这场“战争”从娱乐圈蔓延到了整个社会。最终， 人们用实力向“饭圈粉丝”证明，所谓的数据，真的只是数据而已。
这个娱乐事件，其实反映了社会成员对流量明星的不满以及人们对畸形的“唯数据论”的反感。最开始，流量明星的数据真的是靠粉丝一点点刷出来的。
后来，某些商家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推出了数据造假服务，可以通过金钱换取关注量、评论量、转发量以及点赞数等多种数据。甚至可以说数据注水已经成了整个行业公开的秘密。
2018 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花几块钱，最多几十块钱就能在各大网播平台刷一万的播放量，一天就能刷到千万级别。
然而，这些掌握着流量的明星却没有扎实的业务能力，他们的作品大多败絮其中、质量堪忧。但他们却依靠流量吸引了资本的青睐， 拿到了更高的片酬以及广告代言费。这些人拿着本不该属于他们的钱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而那些实力比他们强的人，那些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优质作品的人，却被畸形的市场淘汰掉了。
其实，我们不能否认流量明星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真心地希望中国娱乐圈中不只剩下靠着数据造假而苟活的明星因为在数据之外还有更加可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
二、令人头疼的环境问题
环保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水利部曾经对全国 700 余条河流约 10 万公里河长的水资源质量进行了调研，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 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
水污染正从东部向西部发展，从支流向干流延伸，从城市向农村蔓延，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区域向流域扩散。简言之， 中国的水体污染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发展态势。
我国另一个著名的环境问题，就是雾霾。根据北京生态环境局报道， 2013年北京空气优良天数仅有 176 天，也就是说，北京市民在一年中有 49%的时间生活在污染之中。2017 年新年初，北京市民收到的新年礼物不是蓝天白云，而是滚滚雾霾。有摄影爱好者将雾霾挺进北京的过程拍摄了下来并分享到了网上。
有网友评论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窒息感”。虽然北京现在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到了春冬，雾霾依旧严重。甚至有人戏称道： 治理雾霾全靠“风吹”和“人吸”。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为何中国污染问题依旧严重?这里就要提到一个概念——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又叫做“公共地悲剧”。这里的“公共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公共的土地”，它已经被引申为“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全社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一项资源，但每个人又没有权利阻止别人使用这项资源。而在没有其他条件的制约下， 人们当然希望尽力满足自己的利益——既然我无法阻止你使用资源，那我就可以通过过度占有、过度使用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因此，公共资源就会倾向于被滥用，甚至会枯竭。从这一角度来说，一项公共资源，如果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那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实际上都不会拥有这项资源。
环保问题的出现，也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解释。既然企业内部处理污染需要成本，那么在环境所有权界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将污染物直接排出，以降低企业内部成本，保证企业自身利益。
企业不承担排污成本，但污染物又是客观存在的，那成本由谁来承担?最后只能由全社会一起承担。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解决污染问题， 人民(这里当然也包括排污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也要承担生命风险。同时， 一旦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暴露，企业面临的不仅仅是罚款，更有自身形象的崩塌，长远利益将无法保证。所以， 企业看似窃取了社会的经济利益、尝到了甜头， 但实际上自己也是受害者。
2018 年， 中国政府正式开征环保税、资源税，其目的就是以制度的形式明确环境问题中的责任与利益的分配，让排污重、能耗高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运行成本，以彰显公平。
总之，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有的问题，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问题那些为了眼前利益而逃避环保责任的企业，就算逃得过社会的惩罚，最终也逃不过大自然的惩罚。所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深陷环保问题的泥潭，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而是当局者。
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
中国首个人民公社成立于 1958 年 7 月 1 日。人民公社的成立， 是为了实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目标。这一组织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大”指规模大一个公社平均有 500 户农民， 1000 个劳动者和 1000亩土地“二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原属于农业社员的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公社所有。
在公社中，社员管吃管住，一门心思搞生产，让中国从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跃进。在运动刚开始时， 社员的生活水平的确有所提高，家家户户都能吃好吃饱。但随着运动的发展， 社员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低，人民的生活从曾经的衣食无忧，逐渐变成了之后的衣食无着。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万里同志于 1977 年 6 月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全省只有只有大约 10%的生产队能维持社员的温饱。他在调研走访中看到家徒四壁、无隔夜之粮的农家， 看到没有棉衣只能躲在灶门口草窝里避寒的老人，看见在寒风中扒火车外逃的人群。这样的现象已经完全背离了人民公社运动的初衷。
人民公社的出现，彻底否定了私有财产的产权，一切都是公家的。产权不是个人的，生产的盈亏也不影响自己分到的利润，在这样大锅饭的制度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啥样都有饭吃，干成啥样都能获得同等的收益，这就意味着付出越多损失就越多，那么谁还愿意去付出更多的汗水?没有责任约束的平均主义，必将导致集体利益被个体的贪欲慢慢侵蚀。
事实也证明了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在生产最为困难的时候，不少生产队“胆大包天”地违背中央政策，搞起了“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制度，将生产责任明确到户。这样的规定， 将收益与责任捆绑社员需要为自己的利益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这些生产队鼓足干劲，在灾年实现了 30%的增产。正是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留住了宝贵的火种。
而在中国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人与人之间交易的公平性有了更大的保障。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制度激发出了中国人本性中的逐利本能，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强大动力。
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这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证明了收益与责任对等的重要性。并非所有人都生而向善， 但如果有合理的制度引导那么人们还是能够抑制人性中消极的一面，成为一个向上的人。而一个坏制度，会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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