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与危机
大革命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相反使得中国在苦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革命重心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成长并壮大了起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以各种形式来回击日本的侵略和表达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与反抗。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出现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局面。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确立与加强
一、宁汉合流与国民党各派的纷争
宁汉合流与分裂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宁汉之间虽然仍处于对立的形势，但这时双方矛盾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1927年8月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国民党各派的合流。 9月16 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正式接管宁汉沪三方党部，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但由于特委会并没有真正解决国民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其成立后，即遭到各方面的攻击。不久，宁汉合作又重新变成宁汉对立，宁汉对立则又演变成了宁粤对立。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纷争，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提供了条件。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便于2月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改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为其实行独裁统治奠定了初步基础。
第二次北伐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获得妥协。 4月，第二次北伐正式开始。当北伐军围攻直鲁军张宗昌部时，日本政府于5月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制造了血腥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蒋介石下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进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退出北京， 6月4日在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是谓"皇姑屯事件"。国民政府占领津京后，致力于用和平方式使东北"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当年底，张学良毅然宣布"改旗易帜"，国民党政权遂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国民党各派大混战国民党政权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不久，其内部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的矛盾又开始激化。他们围绕地盘的分配和军事编遣问题展开了新的争斗与混战。从1929年至1930年先后爆发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这些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极大地加强了蒋介石的军事优势，标志着蒋介石武力统一的完成。
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训政纲领》的制定第二次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于1928年10月通过并公布了《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出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陆续成立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从而开始了国民党的"训政"时期。
国民会议与《训政时期约法》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使其独裁统治更加系统化、"合法化"，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1931年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并将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提高到完全以党代政、为所欲为的程度。
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特务组织的建立国民党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一个是CC系及其以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一个是"蓝衣社"及其以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法西斯化。
保甲制度的推行为了控制和束缚全国人民，南京政府还通过保甲制度，逐步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统治网。1932年8月，正式颁布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接近红军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1934年，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 1934年初，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个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以求"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向全国推行。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新生活运动虽然声势较大，但收效甚微。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强"雪耻复仇"，"尽忠报国"，为抗战服务，具有一定的积极、进步作用。
四、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的对外政策
对外政策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是依赖外国列强建立起来的，因此，其外交政策也显示出对外国列强的依赖。在处理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案"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投靠外国列强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推行所谓"绝俄"政策，并于1929年指示东北地方政府制造了抢夺中东路事件，使中苏外交完全断绝。
改订新约运动 南京政府建立后，也同各列强展开了一些较弱的外交活动，提出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应有的某些要求。1928年6月，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起了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这场运动恢复了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增加了关税收入，否认了领事裁判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与中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五、国统区中间政派争取民主的斗争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立 1930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将1928年春由谭平山、章伯钧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本政治主张是进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建立"平民政"。同时，该党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该党成立后，发展很快，在全国14个省区建立了地方组织，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1931年11月，邓演达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后，该党受到严重破坏，但多数成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
人权派与"争人权"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追求和向往，要求废除党治，实行民治，呼吁发起一个"人权运动"，来改良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人权派"，也称作"新月派"。他们对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种种的揭露和抨击，强调保障人权，必须要有法治为基础，必须破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尽管他们的反共主张与国民党一致，但仍然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所不容。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随着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人权运动宣告结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免受践踏，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民主进步团体，它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权而进行的斗争。同盟最主要的工作是积极营救和保护政治犯，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33年6月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同盟迫于白色恐怖的恶劣形势，无形解散。
六、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经济状况
初期的财经措施南京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政权，维护庞大的军费开支，缓和由于财政赤字造成的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政策和措施。如实行关税自主、裁撤厘金，进行税制、币制改革等。通过这些政策与措施，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31年后，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36年达到高峰。同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及进出口贸易与货币金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形成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而开始出现，并不断得到发展。四大家族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首先是从金融事业开始的，而1935年的"币制改革"则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垄断的一个决定性步骤。与此同时，官僚资本对贸易、商业、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也加强统治与垄断。到1936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已经形成，它所具有的特殊有利地位，为它在抗战时期走上国家垄断资本道路奠定了基础。
民族资本的衰退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加之1929年至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从五卅运动后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开始呈现出衰退状态。直到1933年为止，整个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0%，全国人口的85%还是农业人口，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
第二节 中共的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南昌起义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的严重时刻，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于1927于7月下旬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军经过激战，占领南昌城。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在广东境内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八七会议 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为制定新形势下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但这次会议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未及时注意防止"左"倾情绪的滋长。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9月领导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军力量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夺取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于是毛泽东率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中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