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经》

　　(一)李悝变法与《法经》的制定

　　魏国李悝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早、也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他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剥夺旧式奴隶制贵族的世袭特权，在经济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善平籴"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封建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为保证变法改革的顺利进行，保护经济、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李悝在变法过程中"撰次诸国法"，即考察各国成文法，吸收各国立法经验，制定出魏国的基本法典，称为《法经》。

　　(二)内容、特点与历史地位

　　《法经》原文早巳失传。从《晋书·刑法志》等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法经》的简略情况。从篇目结构上来看，《法经》共有六篇：一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网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法》。其中盗罪即侵犯官私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贼罪即侵犯人身安全及危害国家政权、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网法》也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法》、《捕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第五篇《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徙禁、金禁等。第六篇《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法典中的总则部分。

　　可见，《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已比较广泛，其基本特点在于：维护封建****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

　　《法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法经》作为李悝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一种肯定。其次，《法经》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法经》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在内容上，《法经》中"盗"、"贼"、"囚"、"捕"、"杂"、"具"各篇的主要内容大都为后世封建法典所继承与发展。

　　二、商鞅变法
　　(一)改法为律，制定秦律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变革。商鞅原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后因在秦变法有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地，故后人称之为商鞅。商鞅自幼"好刑名法术之学"，青年时曾到法家势力强大的魏国，深受法家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法家思想的坚定的实行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商鞅因而携李悝的《法经》入秦，很快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在秦国开始了意义重大的变法活动。商鞅变法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法为律"，制定秦律。这里的"法"，是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周时期的法律称为"刑"发展而来，取"平之如水"的"法"来代替"有等差"的"刑"，有历史的进步性。但随着封建法律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法制建设经验进一步积累，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法的公平性，而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因此，商鞅"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律"，最早的字义是指定音的竹笛，转指音乐的旋律、节拍、节奏，具有稳定、恒常、"均布"的含义。商鞅"改法为律"，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具有"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对于秦国法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基本法典大都以"律"为名。
　　(二)连坐法
　　商鞅在变法中颁布连坐法。所谓连坐，即因一人犯罪牵连亲属、邻里、同伍以及其他与之有联系的人都要承担罪责的刑罚制度。连坐的范围很广，有同居连坐、邻伍连坐、军伍连坐、职务连坐等。并规定同伍有罪互相纠举，奖励告奸，告奸者受赏，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罪。连坐制度在最大限度内把各种危害国家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维护国内的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但也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残酷性。
　　(三)分户令
　　为了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商鞅还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制百姓分家立户，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四)历史意义
　　商鞅变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这次变法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等方面，推行全面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使秦国从一个西疆小国一举发展成为国力强盛、制度先进的大国，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在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中国封建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